应该是真实存在的，禹治水有功，舜将王位禅让给禹，可禹不是将王位传给有功之人，却将王位传给他儿子，创建了夏朝，从此中国就开始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

真实存在，人的智慧是积累，怎么积累，就是记载，不换历史怎么变化，都有些人，记载了某个人，某些事，各个朝代各个文明，都会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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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觉得是不存在。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举证责任主要在肯定一方。尽管国内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主流认为夏存在（或者换一种表述方式是：关于夏的记载是史实而不是传说），但迄今并未出现决定性的证据。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现代史学思潮的产物。在传统的古史观中，不仅夏朝是信史，夏之前的尧舜甚至更早的炎黄等古帝王也无人怀疑其真实性。2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这种神话或信念才开始打破，现代史学的认识论基础是把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区分开来，后者只是历史认识的产物，并不是客观历史本身。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是很清楚的。对于夏的记载最早出现于西周，而且长时间内在文献中都以零碎的面貌出现，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丰富（比如，“禹”最开始只是天神，但到了东周文献中就和夏相结合成了人王），直至西汉的司马迁根据他当时掌握的材料写出《夏本纪》，夏史的内容及其在古史中的地位才算基本定型。
根据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早期历史的一般认识，文字出现或发明以后，并不一定就同步性地有了编年史记载，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以口传的形式传递历史记忆和神话传说（而且两者很难区分），其中相当多数都有夸大祖先功绩、拉长祖先历史的倾向。夏史明显属于追记性质，而非当事人的直接记录或当时人的间接记录，那么其真实性就不是不证自明的。
2、如果只在传统文献中打转，上述讨论只能以疑告终；夏如果被确认为存在，那么一定来源于新的考古发现。商的确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科学地认识甲骨文特别是发掘殷墟遗址之前，商史的地位和现在的夏史差不多，但是现在商的存在特别是晚商历史已经被完美地证明了，这其中大概有几点比较关键：一是殷墟的考古遗存已经达到了
国家组织型社会
的水平，而绝非前国家的复杂社会（如酋邦）或简单社会；二是殷墟的年代和地域等要素皆和文献中记载的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相符；三是当时的文字已经成熟，最重要的是甲骨文上对包括早商在内的
商王世系的记录
（包括王的名字、在位先后顺序、部分王之间的辈分关系等）与《史记·殷本纪》惊人地吻合，这意味着史记的写作年代虽然很晚而且也从不注明材料出处，但是关于商代比较准确的王系记录（比如《世本》）一定流传到了司马迁的时代。
我们拿现在最主要的夏文化探索对象——二里头文化来比较的话，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已基本具备，即二里头社会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国家阶段，也位于文献记载中夏所处的地域（据考证，大概位于豫西晋南）和年代（据推算，约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范围之内。（虽然这些是主流意见，但也不是毫无争议的，此处从略。）但是第三条还不具备。
王国维先生当年利用二重证据法证实部分商先公先王世系后自信地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也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80多年过去了，夏王的世系至今仍停留在“想、 当然”的层面，拿不出一点实证，这才是夏存在与否最致命的症结。因为刨除了夏世系，夏史几无实际内容可言，而夏世系中疑点重重，历来有人怀疑（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总之我认为证明夏的存在条件比较苛刻。以二里头为例，首先是要有当时的文字；其次这些文字用来记录其他的东西或许无关紧要，但是一定要有能和已知文献相对应的东西，特别是夏世系，哪怕只有一两个王的名字也行；再或者退而求其次，如果略晚于二里头的考古遗存中比如二里岗出土类似文字，也是相对较强的证据——因为夏如果真存在，被商灭国之后夏遗民也不可能马上失忆，即使夏没有文字，也有可能借用商人的文字写出来；最后是这些记录文字的载体（铜器、甲骨或其他）能保存到现在，并被科学的发掘出来。

甲骨文蜀字卜辞，记录了禹族的行踪，记录了商族与夏朝交往前的占卜。不仅夏朝存在，夏朝的半壁江山还与商朝对峙了五百多年。夏朝历史分三段，第三段在古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