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太极即是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
太极即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
关于“两仪”，综合历代易学家的理论，计有七说：一说为阴阳，一说为天地，一说为奇偶，一说为刚柔，一说为玄黄，一说为乾坤，一说为春秋。但通常是指阴阳。
四象的说法更多，如少阳、老最、少阴、老阴；东、南、西、北；春、夏、秋、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金、木、水、火……
其意指浩瀚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以及表与里的两面。而它们之间却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资生依存的关系，这即是物质世界的一般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也是事物产生与毁灭的根由所在。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天地、日月、雷电、风雨、四时、于前午后，以及雄雌、刚柔、动静、显敛，万事万物，莫不分阴阳。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长养百骸。经络、骨肉、腹背、五脏、六腑，乃至七损八益，一身之内，莫不合阴阳之理。这一理论建立至今凡两三千年，仍在为人们描述万象。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

八卦镜是一种风水摆件中的化煞利器，它又分成凹镜、凸镜和平面镜。不同款式的八卦镜，它的风水作用各不相同。
凹镜一般用于“招财进宝”，凸镜多用于“镇宅化煞”。

《卷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凡四十一条）》作者：朱熹、吕祖谦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动。噫，吉一而已，动可不慎乎？濂溪先生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
伊川先生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夫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请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厉行，守之于为。
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复》之初九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传》曰：阳，君子之道，故复为反善之义。初，复之最先者也，是不远而复也。失而后有复，不失则何复之有？惟失之不远而复，则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颜子无形显之过，夫子谓其庶几，乃“无祗悔”也。过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逾矩，是有过也。然其明而刚，故一有不善，未尝不知；既知，未尝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远复”也。学问之道无他也，惟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晋》之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传》曰：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极则迁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则虽伤于厉，而吉且无咎也。严厉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虽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于贞正之道为可吝也。
损者，损过而就中，损浮末而就本实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默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诚，乃能极中正之道，而充实光辉。若心有所比，以义之不可而决之，虽行于外，不失其中正之义，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为光大也。盖人心一有所欲，则离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方说而止，节之义也。
《节》之九二，不正之节也。以刚中正为节，如惩忿窒欲、损过抑有馀是也。
不正之节，如啬节于用，懦节于行是也。
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难能也，谓之仁则未可也。此原宪之问，夫子答以知其为难，而不知其为仁。此圣人开示之深也。
明道先生曰：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只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
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
或谓：“人莫不知和柔宽缓，然临事则反至于暴厉。”曰：“只是志不胜气，气反动其心也。”人不能祛思虑，只是吝。吝，故无浩然之气。
治怒为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
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须是得他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陵，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如此便道理出来。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过，便与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须以理胜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明道先生曰：责上责下而中自恕己，岂可任职分？“舍己从人”最为难事。己者，我之所有，虽痛舍之，犹惧守己者固而从人者轻也。
九德最好。
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在，便是废天职。
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
罪己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师。（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人语言紧急，莫是气不定否？”曰：“此亦当习，习到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也。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问：“不迁怒，不贰过，何也？《语录》有怒甲不移乙之说，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则甚易，何待颜子而后能？”曰：“只被说得粗了，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难？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如舜之诛四凶，怒在四凶，舜何与焉？盖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圣人之心本无怒也。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
且如怒一人，对那人说话能无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别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义理。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此莫是甚难？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今见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劳矣。圣人之心如止水。”人之视最先，非礼而视，则所谓开目便错了。次听、次言、次动，有先后之序。人能克己则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怍，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
圣人责己感也处多，责人应也处少。
谢子与伊川先生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因语在坐同志者曰：“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思叔诟詈仆夫，伊川曰：“何不动心忍性？”思叔惭谢。
见贤便思齐，有为者亦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盖莫不在己。
横渠先生曰：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
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
恶不仁，故不善未尝不知。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
责己者，当知无天下国家皆非之理。故学至于不尤人，学之至也。
有潜心于道，忽忽为他虑引去者，此气也。旧习缠绕，未能脱洒，毕竟无益，但乐于旧习耳。古人欲得朋友与琴瑟简编，常使心在于此。惟圣人知朋友之取益为多，故乐得朋友之来。
矫轻警惰。
“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太柔太弱。至于瞻视亦有节，视有上下，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故视国君者，不离绅带之中。学者先须去其客气；其为人刚行，终不肯进，“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盖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视之上下。且试之，己之敬傲，必见于视。所以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
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速。仲尼尝曰：“吾见其居于位也，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则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学。《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盖其所益之多。
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在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甚则至于徇私意，义理都丧，也只为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人须一事事消了病，则义理常胜。

【原文】故所谓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发也，慎而已矣；其既发也，义而已矣。慎则待义而后决，义则待宜而后动，盖不苟而已也

【译文大意】因此所说的君子行为有两方面：在没有做的时候很谨慎，已经做了要坚守道义。谨慎地看它符合道义才行动，符合道义而且时机允许再去做，不能苟且。

（此文出自：王安石《勇惠》）

……故所谓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发也，慎而已矣；其既发也，义而已矣。慎则待义而后决，义则待宜而后动，盖不苟而已矣。《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言动者贤、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尔。是以君子之动，苟得已则斯静矣。故于义有可以不与不死之道，而必与必死者，虽众人之所谓难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又有可与可死之道，而不与不死者，虽众人之所谓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难而贱易者，小人之行也；无难无易而惟义之是者，君子之行也。

《通书·诚上第一》：“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通书·诚下第二》：“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通书·诚几德第三》：“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通书·圣第四》：“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 人 ”。
《通书·慎动第五》：“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
《通书·道第六》：“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通书·师第七》：“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通书·幸第八》：“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
《通书·思第九》：《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曰：“知几，其神乎！”
《通书·志第十》：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通书·顺化第十一》：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通书·治第十二》：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通书·礼乐第十三》：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通书·务实第十四》：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小人则伪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
《通书·爱敬第十五》：有善不及，曰：“不及则学焉。”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斯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劝其二。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天恶之。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
《通书·动静第十六》：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
《通书·乐上第十七》：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燥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通书·乐中第十八》：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祇格，鸟兽驯。
《通书·乐下第十九》：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
《通书·圣学第二十》：“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书·公明第二十一》：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
《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阙彰阙微。匪灵弗莹，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为万；万一各正，大小有定。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通书·师友上第二十四》：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
《通书·师友下第二十五》：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
《通书·过第二十六》：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
《通书·势第二十七章》：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通书·文辞第二十八》：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通书·圣蕴第二十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然则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圣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闻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通书·精蕴第三十》：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通书·乾损益动第三十一》：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动”。噫！吉一而已，动可不慎乎！
《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冶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襌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
《通书·富贵第三十三》：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
《通书·陋第三十四》：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通书·拟议第三十五》：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通书·刑第三十六》：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情伪微暧，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狱”。以动而明也。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通书·公第三十七》：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通书·孔子上第三十八》：《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通书·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
《通书·蒙艮第四十》：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汨则乱，乱不决也，慎哉，其惟时中乎！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总括起来主要有：仁、义、礼、智、勇、忠、孝等，《易传》是对《易经》的注释，其中有10篇文章，又叫《十翼》；
一、太极
太极是《易传》的重要范畴。语出《易传，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从这段话本身来看，太极一方面与二仪、四象、八卦一道作为筮法的一个基本范畴，用来指称大衍之数或奇偶未分状态，并作为六十四卦的最初根源。从这一方面看，它不具有哲学意义。另一方面，太极又包含着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内涵，揭示了一种宇宙生成的基本模式，这又使它具有了哲学的内涵，成为一个哲学范畴。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易传》认为《易经》是一部可以预测未来、决断吉凶的筮书，而《易经》之所以能预测未来、决断吉凶，是因为《易经》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缩影，整个宇宙和世界生存发展变化的奥妙全在其中。它指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正说明这个道理。
《易传》的太极作为一个基本哲学范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吕氏春秋·大乐》中讲“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还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这一说法与《易传》中太极的含义极其相似，如出一辙，联系到《吕氏春秋》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关于太一的思想当是对《易传》太极思想的继承、运用、发挥和发展。
太极关于宇宙生成说的涵义在汉代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当时，《易经·乾凿度》认为易是无形、无象、无气、无质的，由于它处在宇宙最原始的阶段，故称之为太易。太易之后，逐渐产生了气，再演化成形态，这时称为太始。从太始开始有形，但无质地，后来有了质地，这时，被称为太素。从有气始，到有形、有质，统称为太极。宋代学者周敦颐根据太极生两仪的模式，提出了太极图说，认为宇宙开始是无极，后来生出太极元气，元气分为阴阳二气和天地。二气结合为阳变、阴合，便生出了五行，五行相生，又形成万物和人类。而宋代另一学者邵雍则按照二分法的模式提出他的看法。这使得我国古代对宇宙生
成的看法出现两大基本观点：一是由虚向实转化，二是由实向虚转化。虽然看法不一样，但二者实际上都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统一体，并把人和万物的出现看成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从宇宙本体论看，《易传》把太极看成是天地所以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根据。《易传》认为卦爻象都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而且其变化是有规律的，但其变化的根由在太极，由太极生出乾坤，乾坤二卦相互推移又生出其它的六十二卦，其卦象虽有形，但其变化的规则是无形的，前者为器，后者为道。后来的易学大师对此大加发挥，形成了宇宙本体论的四个重要派别，即以王弼为代表的无本论，他认为无极为无，是天地万物之本；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他认为无形无象的太极即为理，是天地阴阳之所以然及其当然的法则；三是以杨简为代表的心本论，认为心为太极，把心看成是宇宙的本体；四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他们认为太极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而从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来看，在宇宙观方面，气本论和理本论是宋代以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二、阴阳
阴阳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它也是《易传》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周易哲学中其它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和命题都是以阴阳这一范畴为基础而展开讨论和阐释的。实际上，从易学哲学来看，阴阳是贯穿这一哲学体系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庄子·天下篇》曾指出“《易》以道阴阳”，这一语道出了易学哲学的核心在于阴阳。
《易传·系辞》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把阴阳提到道的高度上。一方面，它把易理概括为阴阳。例如：从卦画上讲，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二卦等都是一阴一阳。而就乾坤以外的各卦来讲，也都是由阴阳二爻组成，同样是一阴一阳；八卦中的六个子卦也都是相互成对，一阴一阳。六十四卦从总体上来看，它是由三十二个对立面构成的，同样体现为一阴一阳。从卦爻的变化来看，老阴和老阳的互变，本卦变为之卦，也都是一阴一阳。一卦之中，刚柔上下往来，也表现为一阴一阳。因此，离开了阴阳，《周易》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卦本意上的一阴一阳。难能可贵的是，《易传》把阴阳当成事物的性质
及其变化的法则，它把许多具体的事物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赋予了阴阳的涵义。从自然现象看，它以天为阳，以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明为阳，暗为阴；昼为阳，夜为阴。《易传·系辞》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从社会现象方面看，它又以男为阳，以女为阴；以君为阳，以民为阴；以君子为阳，以小人为阴。所以它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易传·系辞》)另外，它还对自然和社会中共有的现象也以·阴阳来解释，并赋予其阴阳的涵义。如刚柔、健顺、进退、辟开、伸屈、贵贱、高低，它认为都是一阴一阳。从这个角度看，《易传》认为，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现象，都存在着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就是阴阳。当然，对立着的这些事物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运动变化的。如“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岁成”，“屈信(伸)相感而利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天地交而万物通”，“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彖·泰》)
《易传》在自然方面对阴阳的阐释体现了一种自然哲学，而天地万物生成的宇宙法则是它探讨的重要问题。它认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它以三个阳爻和三个阴爻分别代表乾坤，并以乾坤象征天地，由天地生出万物来，因此，它认为阴阳就是物，即它所谓的“乾，阳物也；坤，阴物也。”而且把阴阳看成是生育万物的实体。
值得指出的是阴阳在《易传》中作为一种实体的观点，在秦汉时期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得到了发展，并成为当时自然科学重要的指导思想。如东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张衡的宇宙理论就体现了阴阳与气化相结合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代表了当时自然科学界思潮的主流。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讲，《易传》第一次把阴阳当成最高的哲学范畴来看待一切、对待一切和解释一切的。后代的哲学家通过动静等哲学范畴把阴阳、太极等范畴结合起来，因此，阴阳不仅是《易传》的最高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
三、刚柔
刚柔是《易传》中与阴阳相对应的重要哲学范畴，它是用以表达天地万物和卦爻对立统一的基本范畴，具有着和阴阳相同的性质，但层次比阴阳范畴要低。《易传·说卦》中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这说明刚柔与阴阳、仁义具有相同的含义。
刚柔主要指卦中的阳爻与阴爻，它认为阴爻与阳爻交替使用，便出现了卦象与卦爻的变化，这是刚柔在周易中很重要的一层含义。从刚柔的这一层含义来看，它认为通过刚柔的变化可以预测未来、占卜吉凶。它讲“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系辞》)。这就是说，刚爻、柔爻杂错而居于六位，即刚可以在阳位或者阴位，柔也可在阳位或阴位，于是便可以显示出得失来，而表现出来的得失即为吉凶。所以，迭用刚柔可以分阴分阳，从而预见吉凶，占卜未来。而为了趋吉避凶，《易传》便提出了刚柔相济的基本主张，一方面，它主张刚强，要求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它又反对过于刚强，认为“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彖》)。因此，它主张刚柔要相互适应，合乎中正之道，保持谦虚的美德，它指出“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同上)，“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彖》)。这实际是给处在刚强之位的统治者的一剂治世良方，即在必要的时候应对下属柔顺一点，以争取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从而有利于其统治。对柔来讲，《易传》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柔者不能居于刚之上而处于支配地位，它指出“无攸利，柔乘刚”，认为柔居刚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相反，自己要安心地处卑位而顺从刚，认为这样才合于中正之道，才会有好的结果，即“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彖》)。“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上)。刚柔的另一层含义指称的是自然界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易传·彖》讲“刚柔始交而难生。”这里的刚柔指称天地二气。《易传·系辞》之“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所望”。这里的刚柔则是指事物之阴阳对立的两方面，一般人将其理解为善恶、大小、得失、存亡、明幽等。知柔知刚，实际就是讲人们可以由善知恶、由得知失、由大知小、由存知亡等。当然，刚柔还可以相互交易变换。它指出“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系辞》)在这里，刚柔指的就是阳爻、阴爻在卦中可以相互交换易位。联系到《易传》把刚柔当成阴阳对立的两面，因此，我们认为它实际上主张事物的对立面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易传》既重视刚，又强调柔，要求刚柔相应，而且它还认为，刚柔之间会发生矛盾，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就要进行变革，从而达到刚柔相应的局面，用刚来支配柔，以柔来顺应刚。它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刚柔也不例外，所以，当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就要顺乎天而应乎人，主动地进行变革，以促进其发展，否则，就会阻碍事物、社会的发展。它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彖》)主张要不失时机地进
行变革，达到一种更高的刚应柔、柔顺刚，刚柔协调合作的理想程度，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彖》)
四、动静
从总体上看，《易传》既有重视动的一面，也有重视静的一面，还有重视动静结合、转化的一面，而且它还把动静与刚柔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它指出“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系辞》)这指的是动静有它内在的规律性，而这个规律性恰好能把刚柔区分开来。在《易传》看来，刚为阳，柔为阴，而动为阳，静为阴，由乾动坤静可以分辨出刚阳、柔阴的性质来。我们知道，刚柔是《易传》很重要的哲学范畴，它与阴阳一道被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易传，说卦》讲“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于天道、地
道、人道这些统一的规律性均本之于阴阳，这就使刚柔、动静具有联结起来的契合点，从而使动静具有了很高的哲学价值。
《易传·系辞》指出“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它认为，静与动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象征天的乾本来是动的，而且它的动是直遂不挠，能生出刚大的气魄来；但天也有宁静的时候，而且它的宁静达到了一种高度专一的程度，因此，代表动的乾有静和动两方面的属性，它并不是仅仅能动而已。而象征地的坤本来属静为阴，它的宁静自与乾的静不同，具有闭藏微伏、非常宽柔的性质和特点。不过坤并非只静不动，它也具有动的属性，而且动起来是开阔宽广，具有宽柔的性质。由于乾坤被《易传}当作是万物化育的父母，因
此，由乾坤阴阳交合而形成的万物也就都具有了动静两方面的属性。
《易传》认为事物不仅有动静的属性，而且事物的动静还是可以相互变化的，而正是这种变化，使事物在相互矛盾的过程中以发展。它指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系辞》)可见，它认为事物是永远发展变化的，绝对的静止是不存在的。由此，我国的许多哲学家认为《易传》是贵动的，因为易就是变易，变易就是变化，变化即动，认为这是易的主旨。但是，我们认为《易传》既重视动，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彖》)但它也是主张静的，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同上)。显然，《易传》的动静观与老子的动静观是不同的。老子认为静是事物的主导方面，而动则是次要方面，主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第七十八章)《易传》避开了老子不重视动的缺点，很好地实现了动与静的结合，并把动静的结合当成是万物生化、变化的根本，指出“天下之大德曰生”。
《易传》的动静范畴，由于克服了先秦时期其他诸家学派关于动静的片面看法，特别是纠正了老子贵柔轻刚、贵静轻动的缺陷，基本上能正确地认识动静问题，这为以后动静范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道器
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道器作为范畴联系起来的恐怕就是《易传》了。《易传·系辞》讲“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为中国古代哲学对道器问题展开讨论奠定了基础。
道是《易传》的灵魂和生命线，因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阴阳贯穿了《易传》的始终，是《易传》的核心。从《易传》所讲的道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作为天地起源的“淳和未分之气”之道及其相应之器。如“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的道指的是宇宙的起源，它认为人类和万物皆源于阴阳之道。它指出“天地姻组，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序卦》)；“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彖》)；“天地交而万物通”(《序卦》)。此道是无形的，由它资生、派生出有形的万事万物，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序卦》)，由道派生出来的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等都是有形之器。它们都是具体实在的东西。二是规律法则之道及相应之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与天地准，故能弥天地之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系辞》)。这些道指的是天地、阴阳交换、运行的法则与规律，也是无形之道。虽然这些道是无形的，但它们可以启迪人生，指导人生。与此道相对应的器也是一些具体的事物，如天、地、雷、雨、风等万物。这些规律与法则是寓于万物之中的，即所谓的道在器中。正如《易传·系辞》所指出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它认为，古代圣人正是通过对万事万物(器)的具体观察，才总结出广泛适用的规律、法则(即道)来。三是道德之道及相应之器。它指出“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系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彖》)。这类道指称的是伦理道德，是当时统治阶级所必需的伦理规范。它不仅包括仁，也包括德、义、礼，还包括顺与信等。它重视仁，指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文言》)，要求爱人。它强调德，指出“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认为“德行恒易以知险”。“德行恒以知阻”(《系辞》)，主张“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把美好的道德当成取信与人的途径，要求人们进德修业。《易传》认为，义与德是联系的，它指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文言》)。它要求顺，指出“刚中而应，行险而顺”，“顺乎天而应乎人”，“顺天休命”(《彖》)，要求人们遵从这些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这些规范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情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潮。因此，同道德之道相对应的器指的就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
在二者关系上，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作为具体的实在的东西，是道的本原，离开了它就没有了道，就无从总结出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当然，没有一定的道——社会规范，也很难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来。
《易传》之道反映的是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基本内容为器，如春夏秋冬的更替，昼夜的循环，寒暑的交往等等。由于它把社会现象当成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因而，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社会的基本情况也就成了器的一部分。在古代社会中，由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这使得活动、军事活动等都离不开这种道，如祭祀要择日子选时辰，进行战争则要观天象、定天时，随天而行。《易传》虽然并没有对道器展开更深层面的讨论，但是，它指出的道器范畴成为历代哲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从而使我国古代关于道器问题先后出现了器体道用、道体器用、道器统一等重要观点。
六、三才
三才指的是天道、地道、人道，实际指的是天、地、人。《易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它认为六画卦就是三才的化身，卦中的五、六两爻代表天，三、四两爻代表人，初、二两爻代表地。这说明一个道理，即天、地、人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它们又各具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对人来讲，其行动是否能获取成功，关键看他的行为是否与天地之道相符合，因此，它指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既然圣人都效仿天地之道，那么，一般人就更应该仿效天地之道了。当然，它认为，一般人是很难能主动地去适应天地之道，去寻求天地之道的，所以它主张“圣人以神道设教”“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境地。人为什么要效法天地之道呢?这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能也不可能离开这个自然界，离开了自然界，人们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但是，对于已经存在的这个自然界，人们一开始也并未能很好地认识到它的规律性并利用它来为人类自身服务。所以，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能力极其低下，生产力水平低得十分可怜。随着时间的
推移，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天地之道，即自然的一些规律性。这些规律，人们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危害。如人们夜睡早起昼干活，如果反过来是不行的。另外，在出现了种植业以后，人们便开始春耕秋收冬藏，背离了它，人们也是难以生存的。这就使人们认识了自然的规律及其重要性，并去法天地、则天地，即顺应自然规律。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易经》中的许多卦爻辞对天意的解释，及其赋予一些自然现象以天意，并把六十四卦当成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让人们据此来占卜吉凶、预测未来。所以，当时在进行婚嫁、祭祀、战争等一系列的活动之前，人们都虔诚地去进行占卜，看看天意如何，看是否受到了天的庇护和帮助，然后据此而采取具体措施进行行动。既然人们要法天则
地，那么，要效法自然的哪些美德以使人们更好地生活呢?它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它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彖》)，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不怕困难挫折而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二是厚德载物、宽以待人。它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同上)，它要求人们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三是谦虚精神。主张人人应具有谦虚的美德，指出“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彖》)，要求“君子以虚受人”，用宽厚的胸怀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此来达到“万民服”的目的。当然，它也强调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以顺天、应天。它指出“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遇恶扬善，顺天休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彖》)。这要求人们的行为要立足于人事的现实，去顺应天地之道，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服务人类。正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在这里，《易传》虽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三才的基本内容清楚地看到，《易传》把天地之道当成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准则，把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为后人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七、义利
义利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主要范畴之一。《易传》对这个问题同样有其独到的见解。先秦时期的义利观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义轻利观，二是法家学派的重礼轻义观。孔子讲“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故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虽然他主张合理地分配社会利益，但他更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更明确地指出“王者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甚至主张舍生取义。法家学派则主张以利动，要求人们以获取功利为目的。那么，《易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首先，它重视义，要求人们公正无私，处事得
宜，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内心正直、行为适宜。它指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文言》)。要求人一定要追求义，因为重视义，就没有了那种见利忘义、贪财害命的人。不仅如此，它还重视利，即功利。《易传》的功利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易传》作为阐释经文的著作使其本身就具有功利性。这是因为它对《易经》中的每一卦的解释，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参考。这使得《易传》从立意开始就赋予了功利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即《易传》内容的功利性，功利贯穿了《易传》的始终。《系辞》中指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就是通过天地阴阳变化之道，达到万物资生、万物资始，以为天下利的目的。这在《彖》《象》中亦有相似的主张。《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广大，品物咸亨”。《象》曰“天与水违行，君子以容民畜众”。这些主张对《易传》的功利性思想作了总的方向性规范。为此，它主张重农业而兼顾工商，指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系辞》)，并且要善于理财，即“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由此可见，《易传》既重视义，又重视利，并主张把重视利立足于重义的基础之上。这就表明，它已经能很好地把义利统一起来。它指出“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要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文言》)，因此，它要求人们在义的基础上追求利，应用利。由于它没有把义利对立或割裂开来，这同管仲学派的义利观十分相似。这就避免了儒家、法家对义利的片面看法，从而使之更具有全面性，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当然，《易传》的哲学范畴还远不止这些，其它如仁、义、礼、忠等它都提到过，但相比较而言，上述的几个范畴更重要，更典型，对易学哲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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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7种10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现在流传下来的周易有两部分组成：

《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辞和384爻的爻辞。
《易传》：又称十翼，是对《易经》得注释，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
周易用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象征各种事物。用阳爻“—”（一个长横）和阴爻“--”（两个短横）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相叠构成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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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是一个复杂的哲学系统，现在流传的《易经》中的大部分内容，传说是由周文王所著，所以称为《 周易 》，通俗的说法一般认为《易经》是基于 六十四卦 的占筮用书。但许多研究者认为，其内容涵盖了 哲学 、 、 历史 、 军事 、民俗等诸多方面。是 儒家 和 道教 的重要 典籍 。

在古老的《易经》中，只包括六十四个卦象符号，其后的注解传说是文王所写。而《季传》的作者传说是孔子。在古老的传说里，《周易》只是《易经》的一个部分，完整的《易》还包括《连山》、《归藏》等。

《易》被其后的诸多研究者所推崇，许多易学研究者都是当时公认的渊博学者。

成书过程
周易的成书时间历来颇多争论。现在一般认为是 战国时期 或秦汉时的著作。不是一时一人所写，其中的内容基本反映了 周朝 时人的观点。